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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士大夫的推动；戏曲的平民化；经济的发展，市民阶级的壮大，使百姓对文学的追求

　　展开全部明清时期，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它的晚期。商业经济相对发达，社会生活奢糜腐化，加上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追求享乐社会思潮的兴起，戏曲获得了更为便利的生存发展条件。

　　明初，南方的戏文已经扩布到东南沿海各省，并以强力的势头向内地和西南发展，及至明万历年间，已经成为广布全国的戏曲声腔，其中的昆曲更由于士大夫阶层的垂青而流传广远。杂剧的势力虽然逐渐消减，但在北方民间仍然长期演出不衰。明代中期以后，北方各地又在民间小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起的戏曲声腔——弦索和梆子，它们的兴起影响了清代全国戏曲的面貌。清代以后，这些戏曲声腔在全国各地到处流播繁衍，随处形成新的地方剧种，衍为中国戏剧文化的壮观。

　　明清戏曲的兴盛与士大夫阶层对之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。明代以后士风颓糜，诸多士大夫放诞佻、狂荡不羁、纵情享受、沉溺声色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迷恋于戏曲。明末东南著名文人张岱自称一生“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娈童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”(《琅嬛文集》卷五《自作墓志铭》)，就是一个绝妙的写照。明清文人还串戏风行，例如屠隆“每剧场，辄阑入群优中作技”(沈德符《顾曲杂言·昙花记》)，汤显祖“自掐檀槽教小伶”(《醉答东君二首》之一)，甚至一些文人轻贱科举，把身躬排场作为自己的乐趣。明·陈琬《旷园杂记》说，嘉靖四年(1525年)有一位解元周诗，当乡试发榜时，别人都争去省门看榜，他却在戏园里演戏，“门外呼周解元声百沸，周若弗闻，歌竟，下场始归。”明清文人很多都养有自己的家庭戏班，著名者如李开先、屠隆、屠冲暘、沈璟、张岱、阮大铖、冒辟疆、查继佐、李渔、尤侗等等。有时官府里也养戏子，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一再发布禁令。清嘉庆四年(1799年)曾有皇帝谕旨曰：“闻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之事……俱不许自养戏班。”(清·明亮等编《中枢政考》卷十三“禁令”条)清代小说《歧路灯》第九十五回也写到，开封巡抚说：“近日访得不肖州县，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。”

　　上述这种风气造成文人空前地投入到戏曲创作和戏曲活动中来。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文人戏曲作家，创作出数量浩翰的作品，繁荣了戏曲的生命。明清文人从事戏曲创作的动机和目的都与元人不同，如果说元杂剧作家更多为了口腹之虞而投入戏曲创作的话，那么明清传奇作者则主要是出于游戏辞藻，播玩音律，兴之所至，吟咏歌唱，把戏曲作为寄情寓意的工具。

　　由于戏曲与民俗文化广泛而紧密的结合，戏曲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去。例如它通过参与祭祀社火等民俗活动，成为一种与民众的宗教仪式、年节庆典、春祈秋报、红白喜事浑融一体的民俗艺术，成为民间文化娱乐方式的主要承载物。戏曲对于下层民众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文化性格的塑造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，成为他们的教科书和启蒙物。因此，戏曲受到普通小民的普遍爱戴就不奇怪了。清·刘继庄《广阳杂记》卷二说：“余观世之小人，未有不好歌唱看戏者。”欣赏戏曲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，甚至略有修养就可以模仿，清·聂敦观《呵呵道人诗草·观剧》曰：“就中闺门初识字，听词能诵《鸾凤记》。”就描写了这种情况，因此看戏成为明清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项最流行和风靡的事。清·焦循《花部农谭》自序说：“郭外各村，于二八月间，递相演唱，农樵渔夫，聚以为欢，由来久矣。”是对当时平民戏曲生活的生动写照。